故事主人公：王立功，中共党员。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曾先后担任共青团大连特支青工委员、北满地委书记、中共满洲省临委职运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等职。

　　王立功

　　1926年4月27日，在日本统治当局自称为“无风地带的关东州”——大连，一千余名“福纺”纱厂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

　　这次罢工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王立功。此时，22岁的王立功已经是中共大连地委青运委员。

　　年纪虽然不大，但王立功已经是“久经沙场”了。

　　16岁的王立功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大连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技工养成所，成为该所第12期见习生。

　　当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北平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已经传播到大连。王立功用节约下来的钱购买进步书刊，接受启蒙教育，并经常与同学和工友参加青年会主办的讲演会和各种活动，与进步同学一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3年，京汉铁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消息传来，大连的工人阶级受到极大鼓舞。王立功和该厂技工养成所毕业生傅景阳、于全福、于景龙以及工人唐宏经、高及三等人，从京汉铁路大罢工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大连人民要想不当亡国奴，就得像京汉铁路工人那样组织起来。于是，他们商量，建立起像关内工会那样的工人团体。

　　在大连建团体，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那时，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对人民的一举一动都严加控制。所以，给团体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才能挡住日本人的耳目，是件很重要的事。

　　有人说：“京汉铁路叫工会，咱们也叫工会吧。”王立功听了后说：“这不行，日本当局对咱工人很了解，叫工会，他们绝对不会批准的。”

　　傅景阳很有心计，他说：“工会二字一定要留着，在中间加一个学字，叫工学会。这样，既能以学文化学技术为名蒙蔽日本殖民当局，又能保持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特点。”大家一致赞同。经过一番筹备，1923年12月2日，“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傅景阳当选为会长，王立功当选为组织干事。从此，王立功踏上了工人运动的风雨征程。

　　此时还没有发生“九一八”事变，大连为何已经被日本统治了？

　　早在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被迫与沙俄在北京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之日起，大连即被沙俄残酷统治了七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大连随后沦为日本的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大连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长达40年之久。

　　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大连各界人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冲破殖民统治当局的种种阻挠和封锁，同全国人民一道声援上海人民，掀起了大连地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浪潮。从6月中旬开始，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开追悼会和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王立功在共青团大连特支的领导下，积极活动于工人、农民、学生之中，讲述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的经过，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吸引了许多群众一起声援。

　　与此同时，王立功又在工学会的领导下，利用传统的校友组织形式，发起成立了“大连中华职工见习同窗会”，以此为中心，团结“满铁”沙河口技工养成所数百名历届毕业生，增强反帝爱国力量。王立功在《同窗会成立感言》中写道：“组织团体是代表同阶级的利益，对外抵御不合理的压迫，对内用以发扬人类互助的精神。”并号召：“工友们要看准了目标，抱定了主旨，驱除魔鬼，奔向光明的大道，坚固我们的营垒，调整我们的队伍，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1926年初，中共大连特支成立，大连地区有了党的组织。王立功在傅景阳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连福纺是日本纺织托拉斯福岛纺织株式会社的一家企业。1925年春，大连福纺建成投产时有1万多纱锭、500多名工人。1926年春，增加到近2万纱锭、1200名工人。1926年4月，“关东州”当局宣布金票涨价，每元金票换一元二角小洋（奉洋）。4月25日，厂方用小洋开饷按金票扣饭费，发饷的工头又从中克扣。工人的微薄工资本已难以糊口，加上厂方如此盘剥，引起了全厂中国工人的不满。工人们向厂方提出按小洋收饭费的合理要求，遭到拒绝，这就更加激怒了工人。第二天早晨，有一部分工人没有上班，要找厂方算账。

　　4月26日，大连党组织的领导人杨志云、傅景阳、唐宏经、王立功等人开会讨论了福纺工人罢工的策略问题，帮助修改了罢工要求，把工人群众提出的20余条要求归纳为6条：不得打骂和虐待工人；准许孩子妈妈在工间给孩子喂奶；增加工资三分之一，不许涨饭费；每两周有一个公休日，公休日干活发双倍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每天以10小时为限；降低内宿工人房租，外宿工人发补助费。

　　但这些合理要求遭到了角野蛮横无理的拒绝，工人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纷纷要求立即罢工。4月27日上午10点30分，工人拉下电闸、拉响汽笛。工人们伴随着汽笛声，像潮水般涌出工厂大门，开始了闻名全国的大连福纺工人大罢工。

　　大连福纺工人大罢工不久，日本殖民统治当局非法逮捕了傅景阳等罢工骨干，罢工运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面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血腥镇压，唐宏经、王立功等工学会领导人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组织散发了《福纺罢工工友致大连全体工友书》、《福纺罢工工友泣告周水子农村父老书》，向全市人民宣传“福纺”纱厂工人罢工的真相，呼吁 “全大连人民联合起来”、“农工联合起来”，从而激起了全市各界人民对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极大愤慨，有力地支援了“福纺”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同年8月，“福纺”纱厂百日大罢工取得了胜利，但是工学会主要领导人及罢工代表仍关在狱中。为了使狱中难友早日脱离虎口，1926年年底，中共大连地委决定派王立功和辛培源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寒冬腊月，北风呼啸。王立功和辛培源行走在上海街头，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王立功向党中央汇报了大连“四二七”大罢工的斗争经过，并递交了尚在狱中的工学会领导人和罢工工人代表的名单，请求党中央通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驻广州的日本总领事进行交涉，党中央立即作了安排。汇报完工作以后，王立功等工人又受党中央委派，由上海直达广州，参加了省港罢工胜利结束后的总结大会。返回大连后，他积极参加了营救战友的工作。

　　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过度繁重的工作，使王立功本来就瘦弱的身体又染上了在当时称之为不治之症的肺病。但他始终抱着革命乐观主义态度，置重病于不顾，继续为工人运动四处奔波。

　　1929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王立功在工人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工作才能，正式任命王立功为满洲省委书记。他与其他同志一道领导东北地区广大党员在白山黑水之间进行艰难的开拓。

　　由于极度劳累，王立功的肺病经常发作，每日咳血不止。1934年因病情急剧恶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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