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大卫

　　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却还在“隐隐作痛”。如何止痛、强身？辽商总会副会长、普祺集团董事长刘奇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企业家要有风险意识、危机意识，更要随时充实自己的“思想库”，不能只做“围猎”政策的“仓鼠”，要勇于做政策创新的试水者。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次疫情给辽宁企业带来的影响和启示？

　　刘奇：表面上看，貌似餐饮业及一些传统制造业受冲击较大，但我觉得不能单纯地用行业来定义。因为疫情更像是一次体检，把一些企业的“隐性”疾病给查出来了。因为很多问题，并不是疫情带来的，而本来就有的只是在疫情期间显现出来罢了。

　　比如说，应急管理能力的不足导致复工复产进度较慢、资金链韧度不强导致企业运行不畅、核心零部件储备不充分导致供应链断裂等，这些问题都是疫情期间暴露出来的，但都是企业本来就有的问题，这也都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启示。

　　记者：那么您认为遇到困难的辽宁企业应该如何闯关突围、转型升级？

　　刘奇：我认为企业的决策时刻体现着企业家的思维，而企业家都是应该具有“宇宙观”的人。要跳出企业看企业、跳出行业看行业。通过提升自身突破市场，找到出路。创新，是件多维度的事情，不仅仅局限于技术，需要企业家去学习、去不断地扩充自己的“价值仓”。要勇于在松动的土壤中“钻营”，去为政策创新试水，而不是坐等政策的扶持，做一只“围猎”政策的仓鼠。

　　我们需要敢于、善于“胡思乱想”的人。要用思维创新，呼吁模式创新，通过模式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最后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当你思考的维度与角度不同了，创新的底蕴自然就生成了，它会帮助你形成价值差找到利润点。

　　我们会发现很多做得成功的企业都是从转变思维、模式创新开始的。吃饭的模式、出行的模式等。但目前还有很多企业家还是停留在只思考“买卖”的层面，这是需要改进的。

　　记者：您认为在企业拔节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刘奇：守规矩的人，是感觉不到框框存在的，就像很多人一辈子没犯过法，就不会感觉到法律的束缚。政府就是那个制定“框框”的人。通过“规则”让越界者无处安身，让守法者，自由自在。

　　有时候，政府还需要充当一座“桥梁”，让原本不了解的人有对接的机会。比如说，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有很多环节存在信息壁垒，这时就需要政府去做“红娘”。

　　同时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科研人员想法很好，实验也成功了，但没有人愿意为此冒险投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怎么能转化成为生产力呢？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补贴，设立一些基金，作为鼓励企业从创新到实践再到市场化的资金支持。

　　目前，普祺集团计划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科技转化中心，来助力企业创新。这个项目已经在省外筹备了，相信它会为东北地区、为辽宁乃至京津冀地区提供这样一个窗口，帮助企业找到技术创新上的契合点，同时也促成上海企业与辽宁企业的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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